就是这样一个早晨，有几颗星星还在西边的天空中闪烁，路边的草丛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霜，空气中飘浮着薄明的晨雾，人吐出的气息也很快和晨雾融合在一起，分不清了。姐姐在前，挑着一担黄篾篓。我挑着一担黄篾篮，努力地跟着姐姐的脚步。
我们穿过大塘角、狄梁庙，又走过吴家冲、高冲，翻过柿树湾，绕过油坊嘴，最终由小冲而到桃花大队的安定寺小队。大雾河在这里是最宽阔的河段了，湍急的河水倚着黄葫芦峰奔腾而去，河西是大片大片的白沙滩，沙滩上是一望无际的萝卜菜田。这是对岸查屋生产队的人抛荒的沃土。萝卜菜是大雾河上放竹筏的工人的妻子撒的。每年的八月，她们随男人放筏来到这里，就撒下萝卜籽，之后随筏来了就侍弄一次。萝卜好活肯长，叶能吃根也能吃，尤其是根，冬天烧个炉子，整几两自己家酿的糯米酒，还不把她们的男人吃得咂嘴舔唇。
安定寺是个大码头。放筏汉把大山里的木材毛竹、桐油生漆、茶叶板栗、毛棕等运到这里，然后用船运往山外，运往石牌、安庆。放筏汉几乎一年有大半年的时光要待在这里。在寒冷的冬天能在竹筏上吃到一口炉子炆萝卜，那真算得上是极享受的生活。
进入腊月，河里没活儿了，放筏汉也回家过年了。放筏汉和老婆都在家，河滩上的萝卜也起心（糟心）了。这种萝卜猪吃可是好东西。姐姐就是带我来扯萝卜喂猪的。一畦一畦碧绿的萝卜上结了厚厚的冰碴子。好不容易把一担竹篮扯满，我的小手已经冻得红肿，像红高粱粑一样。姐姐把我的手放进她的棉袄里暖暖，说：“三六，挑回家吧。”
许多年以后，姐姐在桃花大队安定寺生产队已育有一对儿女。我去看姐姐，姐姐还说：“三六，还记得那个冬日的早上吗？那时我可不晓得我会嫁到这里……”我说：“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可记得，姐姐的胸襟又温暖又宽广。”
姐姐笑了。那舒心的笑容啊，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姐姐长得高大，能驮两百斤，挑两百斤的重量。在生产队里做事，姐姐总是和男劳力有得一拼。新屋队里最舍得力、最会干农活儿的是先栋爷，连他也总是由衷地说：“我不努力，就被淑春比下去了（淑春是姐姐的名字）。”集体扯秧，姐姐的秧马凳（田里扯秧坐的小木凳子，可以坐着移动扯秧）总是紧跟着先栋爷的秧马凳。收工的时候，记工员清点每个人扯了多少秧把，不是姐姐多几个，就是先栋爷多几个；有时，他俩扯的秧把一样多。每当这时候姐姐的脸上就充满了笑容，圆润的脸，越发光滑，楚楚动人。
妈妈总是说，淑春小时候吃了些苦。那些年赶上粮食歉收，没什么东西吃。姐姐经常饿得嗷嗷大哭，哭累了就睡着了。睡了一会儿后，她又兴高采烈地跟小伙伴上山搂柴去了。姐姐六岁时搂的柴就够家里烧柴火灶，十岁开始挑着粪箕和大人一起出工，十四岁时就能在生产队里记个女劳力的工分。
我家住在老屋队，距离新屋队有二里多路。我家的菜园在大洼园，这里老屋的田和新屋的田相连。姐姐出工来回不空着手，去时挑一担猪粪，收工回家时挑一担白菜或萝卜，有时还会挑一担红芋。姐姐要么趁着集体做工歇落（上下午各休息二十分钟），要么在收工以后天未黑时在菜园里忙活儿一阵子，这样侍弄菜园和集体出工两不耽误。
姐姐身上似乎有着使不完的气力，她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没有农活儿干没有柴火打，姐姐就在做细工。姐姐有着做不完的布鞋底。爸爸妈妈和五个老弟加起来七双脚，都在等着姐姐一双手纳成的千层底呢。姐姐在土砖房里的煤油灯下，纳了多少双布鞋底，一共做了多少双布鞋，没有人能数得清。过去没有皮鞋，没有运动鞋，连黄球鞋都很少见，我们一出生就穿姐姐做的布鞋。那年冬天姐姐二十六岁出嫁时，家里的木箱里满满一箱都是她纳好的千层底。这些鞋底各式各样，多大尺码都有——姐姐是怕她出嫁以后弟弟们会打赤脚呢。这一摞摞的鞋底，至今还剩下一部分存放在老家的橱柜里，它们寄托着姐姐对我们的爱，是无言的守望。
姐姐十二岁时就和大人一起上大山搂柴。大山在鲁家沟黑长岭，有二十多里路，上了山就是一脚一脚地往上“登天梯”，所谓“上岭脚脚抬，下岭脚打晃”。柴要捆得整齐紧密，不然挑那么长的山路，还不散了。柴火散了，抱怎么抱得到家，大半天的活儿便白干了。姐姐的闺蜜启梅教了一次如何捆柴，姐姐就学会了。姐姐心灵手巧着呢。上大山搂柴往往在冬月农闲的时光，姐姐要搂一百多担柴，足足有三个大团堆，这些柴火可以烧到来年的冬月。
姐姐走在前头，爸爸垫后，手里捏着一条拴猪用的棕索，我走在中间。这是寒冬腊月的一个夜晚。天像黑黢黢的锅底扣在我们的头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姐姐手上高擎的向日葵禾芯做的火把照着我们脚下的羊肠小道。我饥肠辘辘，脚步有些踉跄，因为中午只吃了半碗红芋。黄昏时分，公社食品组开来机船，到毕岭冲收购外销猪。爸爸、姐姐和我三个人把养了一年的大黑猪赶上船，过秤，卖外销。卖猪的人很多，一千多口人几百户，每户人家都有一头生猪任务。生猪过了磅，收猪的人就开个白条子给农户，条子上写着猪值几级，毛重多少斤，单价几毛几分，合计多少钱。社员凭这个条子，到生产队会计那里搞年终决算。我家吃多劳少，年年都是超支户。
路似乎很漫长，谁也没有说话。山上，偶尔有不知名的鸟“呜呜”地叫上那么一两声。经过学堂包山顶时，还是爸爸第一个打破了沉寂：“唉！淑春，年年看（养）猪，年年只剩了一条索……”
“大大（爸爸），没事的。等老弟们长大就好了。”
说到这里，姐姐开怀地笑了。响亮的笑声，让这漆黑的夜里撕开了一道亮闪闪的口子。
…… ……
姐姐农活儿样样会干，但犁地耕田一般都是男人干的活儿。姐姐只有挑稻把，挑稻把工分高。姐姐还会插田，队里也乐于派她插田。姐姐插田的速度和质量超过先栋爷，还有许多男劳力也被她远远地甩在后面。队里晚上评功，给她男劳力一样的工分。
花凉亭水库蓄水了，水位很高，把大雾河淹了，河两岸几十里平畴的稻田成了泽国。安定寺附近一片汪洋。安定寺的农人们和广大库区的农民们一样试着靠水吃水。姐姐白天和姐夫一道播种着山冲里狭长的山陇田，晚上和姐夫一起划划子（一种两头尖、中间粗的船）打鱼。姐姐晕船，吐得厉害。姐姐坐船都晕，更甭提划船了。但姐夫一人又要划划子，又要放鱼钩，这是不可能的。姐姐的荷包里揣着生姜，反胃了要吐了，就吃一口。经过几次这样的磨炼，姐姐不但不晕船了，还学会了划划子。姐姐娴熟地驾驭着划子，在风里浪里自如地穿来穿去，在碧绿的山水间自由地行走。
在山水之间行走的姐姐更忙碌了。偶尔，姐姐提着一串鱼走娘家。大春姑大见了她，总是说：“你这孩子真大胆！敢搞鱼。”大春姑大是姐姐的闺蜜。两人一起上山搂柴，一起上小学，又一起歇学不念。
“没有办法，大人小孩要吃饭。”姐姐笑了笑，转身又似是在对自己说，“刚开始坐船感觉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真难受！”
十几里地翻山越岭，姐姐到家后有时只喝一碗暖壶里的茶，就转身往自己家走。姐姐惦记着田边地头山林里没有干完的农活儿呢。
这是二十四年前的事儿了。
“三六，我又见到你姐姐了。”吃早饭时，妈妈对我说。
“姐姐在干啥？”我知道妈妈不是说胡话，暮年的妈妈经常梦到姐姐。
“我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姐姐在搞糖水给我喝。”妈妈停顿了一下，“三六，你说怪不怪？姐姐认认真真地对我说：妈妈，你放心！我不嫁到山外去。”
这里面有个故事。姐姐二十岁了，嫁到徐桥的启梅走娘家，姐姐和一些伙伴去看她。听启梅眉飞色舞地说起山外的生活和活计，她们个个羡慕不已，都说也要嫁到山外去。姐姐也有口无心地说了这么一句。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妈妈的耳朵里，妈妈满脸不高兴，一连几天不理姐姐。后来姐姐知道了妈妈恼她的原因，便在妈妈跟前承诺，绝不嫁到山外去。姐姐说，妈妈就只生了她一个女儿，她要嫁得离家近些，方便照顾妈妈。
“是我误了你姐姐！”暮年的妈妈经常责怪自己，“你姐姐出嫁时，启梅的大儿子都有八岁了。”那一年，家里最小的老弟也满了八岁。
姐姐，身体强壮的姐姐突然病了。那天，姐姐和姐夫在地里干完活儿收工回家，姐姐走在前面开门，她的手突然不听使唤，摸不到大门的钥匙，接着便两脚往地下一滑，人事不省了。第二天，躺在担架上的姐姐搭船去县里就诊。医生给姐姐开了检查，但县医院的CT检查室在新城区（那时县医院还未整体搬迁到新城区），值班医生只好先给姐姐开了点滴。姐姐就在这天夜里，在老城县医院里永远地睡着了。那晚，未打完的点滴还挂在姐姐身上，凛冽的寒风吹打着门窗，哐啷哐啷直响。
那一天，离姐姐四十二岁生日还有一百一十天。
老城，北门沙滩，十八里皑皑白沙，被六月的阳光照得滚烫。姐姐带我上县城造纸厂卖麦草。我提着一个小包袱，包袱里是昨夜妈妈和姐姐发好的小麦粑，这是我和姐姐的午餐。姐姐挑着足足有一百八十斤的麦草走在前面。姐姐阔步向前迈进，我也脚尖一点一点地落地前进——那沙子实在太烫人，以至于我不敢把整个脚掌着地。
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姐姐何以行走得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