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1年12月的某个晴朗的下午，我在洛杉矶的雷东多海滩旁边的肯洛布大街上喝着咖啡，打发无聊的时光。明媚的阳光在深蓝色的海面上闪闪发亮，微风袭来，冬季的洛杉矶天气还是有丝丝凉意。咖啡喝完了，就在我打算离开的时候，突然看见海边便道上走来一个华裔老人，牵着一只狗。他的身影正好重叠在刺目的海面反光之上，我只能看到一个颤颤巍巍挪动的剪影。这个老人从兜里拿出一个手帕，铺在水泥台阶之上，背对着我，面朝大海坐好，静静地看着蓝色的太平洋。那只黑色的小狗，听话地蹲在他的腿边，也盯着大海。
这个老人我不认识，但是他的背影却突然让我想起十几年前认识的一个姓刘的男人。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现在这么老。同样是这个角度，当时我站在开普敦海边一家酒店门口打电话，我的司机，我称呼他为刘师傅的男人，也是面朝大海，背对着我坐在不远处海边的水泥墩子上，静静地抽烟。强烈的阳光笼罩着他，显得很疲惫和孤独。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刘师傅的故事。我时不时会想起他来，只不过今天中午，海边的这位陌生的老人恰好有和刘师傅有相似的背影，相似的场景，让那段回忆犹如慢慢汇聚的细流，逐渐成为一条时光之河，从遥远的过去流淌而来。
二
十一年前，2010年的6月，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盘桓了接近一个多月。眼看工作就要结束，我们将开赴工作的最后一站开普敦。当时从约翰内斯堡到开普敦每日有直达的航班，于是我们工作团队的绝大多数人主张坐飞机去开普敦，只有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试一试租一辆大巴，从约翰内斯堡开车到开普敦呢，如此南北横穿南非大陆，沿途可以欣赏到无数壮美的风景，正好也可以多拍摄一些素材。然而我的提议没有人赞同，他们都急着去开普敦购物，不愿意浪费三天时间在路上。大家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我自己带着器材租一辆出租车从约翰内斯堡到开普敦，沿途想拍点什么就拍点什么，其他的人则乘坐飞机飞往开普敦。他们在开普敦购物两天，正好等我过来。我想了想，既然如此也可以，并且乐得一个人的旅程。
当地为我们提供协拍的华人商会的朋友告诉我，商会的会长陈先生可以安排车送我去开普敦，这样能把租车费省下来。我表达了感谢，他们于是领着我到了陈先生的办公室。陈先生最多不过三十出头。他的办公室显得有些杂乱，堆满了各种茶具、书法作品、服装和很多与当地官员的合影。陈先生看见我并没有站起来，而是坐在椅上和我寒暄了几句。他告诉我，都是同胞，他乐意帮忙，并且介绍说从约翰内斯堡开车到开普敦大约一千五百多公里，因为涉及拍摄走得慢，所以估计怎么也要走三天。他还说一个商会的司机会开车送我过去，不过可能要绕一下路，去一趟金伯利，给他的一个生意上的朋友送一点东西，希望我不要介意。我表达了感谢，陈会长笑了笑，拿起电话拨了号码讲了几句，然后放下电话，告诉我司机刘师傅马上过来，让我们先认识一下。
几分钟之后，办公室的门被人轻轻地敲了几下。陈先生说进来吧。走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黑色皮夹克，身材不高，瘦瘦的，脸上隐约可以看到银白色的络腮胡。男人恭敬地站在客厅中间，也不说话。还是陈会长先开口。
“老刘，这是明天要走的客人。罗先生，这是明天送你的司机刘师傅，你们认识一下。老刘，你和客人留一下电话好吗，看看明天怎么联络。”
刘师傅点点头，朝我看了看，似乎笑了，又似乎没有。
“这是送给徐哥的东西，你现在把它拿到车上去，把车洗一下，别老是他妈的忘了洗，说了多少遍。这样吧，明天一早七点出发，争取早一点到金伯利。具体在哪里碰头，你们自己商量。徐哥下午赶飞机回国呢，别耽误了。”
刘师傅点点头，勉强笑了几下，也没有说什么，顺手接过了陈会长递过去的黑色塑料袋子。我马上在桌子上找到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的号码，递给刘师傅。
“走，老刘，下去地库帮我搬一点东西。罗先生，那么我先走了，祝你一路顺风。”
陈会长带着老刘离开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刘师傅跟我说了唯一一句话：“先生，晚上我给你电话。”
他的口音带着厚重的东北腔。
三
第二天清晨六点半，我们在宪法大街的一个咖啡厅门口约好碰头。天色很早，空气中弥漫着的灰色雾气打湿了街角橘黄色的墙壁。气温比较低（这里的六月是冬天），街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人。我等了几分钟，一辆深蓝色的半新不旧的欧宝小汽车缓缓开来，粉红色车灯照亮了四周的迷雾。车体上沾着点点水珠，不知道是因为雾气的缘故，还是刘师傅刚刚洗过车。
刘师傅下车了，还是穿着那件黑色夹克。他从车里拿出一件绒衣，跟我说一路上早晚温差很大，看我穿得比较单薄，就把他自己的一件绒衣带过来，希望我不要嫌弃。我没有想到他如此细心。他问我吃过早饭没有，我说已经吃过了。其实我没有吃，只不过不想给他添麻烦，毕竟我们才刚刚认识。他说那就好。他在家里做早饭自己吃了。
“这么多年，我还是吃不惯南非的东西。”
“您在南非多少年了？”
显然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开始寒暄的话题。两个昨天还是陌生人的男人即将开始三天的旅程，多少让我有些尴尬。
“差不多二十年左右吧，我都想不起来了。上车吧。”
他说之所以这么早出发就是为了躲开约翰内斯堡的早高峰，否则即便是出城都需要两个多小时。然后他扔给我一张地图，一面开车一面用手指戳着被我打开的地图，告诉我说我们将开上N1号公路，不过需要临时绕路去一个叫Kimberry的地方。
“我知道，昨天陈会长说过，要给一个叫徐哥的人送点东西吧。”
“嘿嘿，什么徐哥，一个福建人，我老板刚刚认识的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看来刘师傅称呼陈会长为老板。其实早在我们刚刚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就暗中吐露给我们，在南非找协拍就必须找辽宁商会，否则玩不转。这个陈会长和他的中国辽宁商会其实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华人社团，实力特别大，想在约翰内斯堡办什么事情，没有他们在背后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点我们很清楚，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毕竟，一个多月的拍摄，我们已经见识了陈会长和他的辽宁商会的实力，任何时候当我们遇到难缠的官员和警察的时候，总是陈会长出面摆平，这点上我们不得不感谢他。从刘师傅的语气中，我可以听出他对这个所谓的徐哥没有什么好印象，大概徐哥是什么人，我也猜出个一二三来。不过，我现在坐的是陈会长安排的车，身边是陈会长的人，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我很清楚。
太阳很快就出来了，驱散了城市上空的雾气，露出湛蓝的天空。车里的温度慢慢上升，投射进来的阳光照亮了弥漫在车内的细微灰尘。不久我们就开出了城市，驶入了N1公路，一路向南。四周是辽阔的半干旱草原和丘陵地区。
刘师傅开车既不听音乐，也不听广播，结果是如果我们不说话，车内就是只能听到风扇和发动机的声音。这样的状况未免让我感到一些不适，于是开始琢磨如何打破这种尴尬，毕竟我们还有两三天的长途旅程。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刘师傅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我，问我是否抽烟。我说您抽烟吗，他说平时倒不抽，就是开长途有时会抽几支解乏。本来我是不抽烟的人，但是考虑到中国人相互敬烟是一种很有效的拉近距离的社交，于是我就说我抽的。我取出一支烟递给刘师傅，帮忙给他点上，然后给自己也点了一支烟。刘师傅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长长地吐出一口烟，似乎舒展了不少。车里的空气开始变得轻松起来。
“刘师傅，早晨您说您来南非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
“反正是不少年头了，具体我还真的忘了哪一年，大概是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吧，刚刚结婚没几年，我就过来了。”
“那嫂子也在南非吧，这么多年还习惯吗？”
“怎么说呢？当年我媳妇儿没有跟我过来，我一个人来的。”
刘师傅厚重的东北口音格外明显，他使用东北人经常称呼妻子的方式。
“哦，您一个人来的？后来嫂子自己过来的？带着孩子？”
“她没有过来，我们也没有孩子，怎么说呢，我后来一直都没有再见过她。”
显然，刘先生的几句话让我感到意外，他的话语背后似乎暗藏着诸多的隐情和不幸。我开始犹豫是否还应该继续问下去，因为打听别人的隐私是不礼貌的。可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和谐气氛不能被突然打破，否则会更加尴尬。我思索着如何接过他的话茬。
“……啊，是这样子的，那当初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刘师傅才这么匆忙地过来的吧？”
我虽然这么问，但是我并不想打听当年为什么刘师傅一个人过来，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夫妻二人再也没有见面，因为这是他的隐私。不过刘师傅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年我是偷渡过来的。”
四
正如陈会长所说，从约翰内斯堡到开普敦大约1500公里左右，连续开车16个小时可以到达，不过因为有拍摄沿途风景的任务，刘师傅说最快也要两天半的时间才能送我到达。实际上，我们两人也是如此，分别在布隆方丹和靠近奥兰治河水库的一个小镇住了两晚，第三天上午开到开普敦的海边渔港酒店。
虽然我们一路上谈了不少其他话题，但是关于刘师傅当年如何偷渡到南非，如何在这个陌生的国度生活二十多年，以及他今后的打算，我们谈了很多。至于为什么刘师傅要跟我这样一个陌生人讲这些，他没有告诉我，不过我猜想，或许是因为我恰好是一个陌生人，一个马上要离开南非，离开他所有的熟人圈子的家乡同胞。给我讲了他自己的故事，一方面抒发缓解他多年的忧伤，另一方面我也不会干扰到他未来的生活。
刘师傅并不是一口气把他的故事讲完的，而是慢慢地，间断性地讲述。有时候讲着讲着，突然停了下来，好几个小时也不讲了，谈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在午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路边抽烟休息的时候又突然讲起来。他说很多事情他都忘了。不过我不相信，我想所有他经历的事情他都永远不会忘却，只不过有些部分未必愿意告诉我，有的时候他情绪有少许失控，为了控制好自己，他会停下来。有时候他会一连几个小时保持沉默，又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个偏僻的小镇，一起步行走向某个小餐厅的时候，他看到一棵树，或者看到一个被抛弃在路边的老沙发，就会突然说起来。
以下我将慢慢把那些他讲述的凌乱无序的故事一点点整理起来，并且会尽可能地描绘一些他讲述故事的时候的周边情形和他的状态，因为我知道这能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刘先生这个人，和他过去人生经历给他留下的痕迹。很多关键性的细节，刘师傅没有讲述，当然我也没有问，出于尊重，或者明确判断他也不愿意告诉我。这些丢失的细节，我不打算依靠我的猜测和分析给读者补充完成，就让它原样地保留在刘师傅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或许这些迷失的细节，才是这段旅程最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东西。
五
刘师傅目光盯着向远处旷野延伸的N1号公路，地平线上涌起银黑色的云层，似乎那里正在酝酿一场阵雨。他慢慢地从鼻孔吐出淡蓝色的烟雾。
“……我家是抚顺农村的，那几年我家里很不好，父亲本来在县里上班，后来身体不好没有了工作，母亲一直在家，我没有上过高中，很早就在家里帮我舅舅跑车，那些年也不好，舅舅给我开不出工资来，我就不干了，在社会上会混着，总是喝酒，我母亲很担心我。后来舅舅就介绍了一个我舅妈家那边的女人，也是农村的，比我小七八岁。我母亲说早点结婚好，她就是管不了我，想省点事吧……那个女人我见过几次，还可以，那时候我也年轻，就说好……”
香烟快燃到尽头，刘先生却并没有注意，我犹豫着是否需要给他换一支。他的右手放在方向盘上，突然沉默下来，有那么几分钟，不知道是他在查看路况，还是在短暂地回忆那个二十多年再没有见过的女人。
“……结婚也不管用，我还是每天晃荡着，不怎么着家，还老找我岳父母家借钱，搞得他们不大高兴。我也着急。那个时候，一些老乡从外面传来消息，说几个亲戚在南非挖矿挣到钱了，我挺心痒痒的。有天在供销社里面打牌喝酒，遇到我大侄子，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的亲戚就在南非，挣了几栋房子钱，我就说你帮我打听打听，我也想去。转过年来一直没有消息，可就是那年快过年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有消息了，但是要花一些钱。”
“……开春的时候，我去我舅舅家借钱，我们吵了一架，但他还是借给我了，我又找别人借了一些，乱七八糟地，反正最后是凑上了个整数，接着就是等啊等，我催了好多次，到了收麦子的时候，天很热，我说等不了了，今年就要走。那个人，就是我侄子找的人，说这样吧，做好准备，说走就走，不等人，我说你开玩笑，我等你这么久了，还说什么不等人的屁话。于是，那年年底，我老姨去世的那个时候，我就走了……”
“怎么走的？坐船吗？在哪里？”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但还是选择了一个不那么敏感的问题，顺手又帮他点了一支烟。这个时候，对面驶过来一辆巨大的卡车，呼啸着和我们插肩而去。刘师傅饶有兴趣地从反光镜里面看着远去的大卡车。
“这种车我开过，别看大，开起来特别得劲，又宽敞，过去老板他爸爸在世的时候，公司有一辆，我开着，老跑布隆方丹，一会儿我们会在那里吃下午饭。后来公司生意不好，把车卖了，我还是开小车，这车也旧了，开了七八年，洗得再干净，也不好看了。”
看得出刘师傅似乎不大愿意继续讲述他如何偷渡的故事，我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不过关于洗车的事情，我想起陈会长，他的老板昨天似乎因为刘师傅总是不记得洗车说了一句脏话。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至少从刘师傅的话语中，我可以知道他曾经给他的老板的父亲开过车，现在他又为下一代开车。
大概在那天下午3点左右，我们到达布隆方丹。布隆方丹在当地文字写作Bloemfontein，就是“鲜花喷泉”的意思。天气非常晴朗，空气清新，这里是南非大陆的中部，海拔略高，这可以从远处茂密的树林吹拂来的凉风感知到。从加油站走到小饭馆的路上，我们路过路边一个被人抛弃的旧沙发，刘师傅跟我说，过去他经常晚上开着皮卡车，看见这些旧家具就搬回家，他说其实东西还能用，自己为此省下了不少钱。
“我小时候在农村里苦日子过惯了，所以看见这些东西心疼啊，就往回收，就像以前看见县城里收废品的人一样。在外国一个人过日子，得懂得算小账，钱就是不经花，看起来是小钱，慢慢就从指头缝溜走了，一年算下来，不少钱呢……”
看得出刘师傅是一个很节省的人，估计他这一代人大概都如此。这一点从我们吃的每一顿饭可以看得出来。
就在一座教堂后面的小餐厅外面，我们吃了刘师傅所谓的“下午饭”，它意味着晚饭可能不会吃了。我们吃得非常简单，就是面包和煮鸡蛋，还有一些薯条。刘师傅喝了几口冰水，然后大口地嚼着面包，他看见我在面包上面抹了一些黄油。
“小罗，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吃面包吗？”
我摇摇头。
“那个时候，面包在我们农村是稀罕物啊，我见都没怎么见过，所以第一次吃面包就是在船上，在营口走的那个时候。”
我意识到他又要开始讲故事了，所以放下手里的牛奶杯子，看着他。
“……走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天都是黑的，贼他妈的冷，我记得，就在营口海边上的船，有警察啊，我们几个人都躲着走，猫着腰，蹚着海水上了船，脚都快冻坏了，到船上我一看，有差不多二三十号人蹲在轮机舱里面，气味是不好闻，但是机器热，暖和啊。我特别饿。没过多久，就听见机器哗哗地响起来，我知道船动了，这个时候，几个人过来，给每人发了一塑料袋面包和榨菜。我吃了，真好吃，可能是我饿了，反正就是觉得好吃，过去没吃过，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爱吃面包，别的外国玩意儿，还是吃不惯……”
刘师傅起身进入小店去找一些盐，我隔着玻璃窗看见他用手势比画着和店主交流。小店附近是稀稀落落的房子，前面一座教堂的尖塔耸立在柞树林后面。阳光非常透亮，房子之间的阴影呈现出蓝色的调子，仿佛印象派的油画。这是一个和中国大陆迥异的国度，偏远却安宁，我想到，过去几百年，多少来自欧洲亚洲的移民把这片古老的土地从历史带入现代，每一个移民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我没有问刘师傅在从营口上偷渡船之前是否和家里人商量过，是否告知过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他没有说，绝对不是忘了，而是某种原因不愿意提及，可能他向妻子承诺过什么，然而那个承诺他再也不愿提及。
吃完下午饭，我们离开N1号公路，转向8号公路驶往Kimberry。路上刘师傅开得很快，他说那个徐哥要求最好下午六点前把红酒送到，他要拿给一个当地官员，然后就要赶飞往中国的航班。不用说，红酒肯定很贵，这个徐哥或许受陈会长之托找这个官员帮忙。我本来想问问关于徐哥的情况，但是想了想还是忍住了。这个关系网之内有太多我不能问，刘师傅也不能讲的东西。刘师傅一路沉默，我渐渐地睡着了。
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汽车行驶在一条偏僻的道路上，路灯昏暗，隐隐地看到高大的围墙后面是一栋栋豪宅。刘师傅看我醒了，告诉我马上就到了。几分钟后，一扇黑色的大铁门在汽车靠近的时候自动打开，我看见一座白色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被华丽的灯光照亮。汽车慢慢停在房子前面，刘师傅打了一个电话，什么话都没有说，又挂上了电话。很快，一个穿着白色西服的肥胖的中国男人从豪宅门内走了出来。
“待在车上，不要下车。”
刘师傅交代了一句，打开车门下了车。他从后备箱取出陈会长交给他的红酒，把它交给那个中国男人。中国男人朝车里的我看了看，似乎很不高兴地问了刘师傅几句，然后带着疑惑的目光收下了礼物，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豪宅。显然我的出现让他感到警觉和不爽。刘师傅回到车上，把汽车开出了铁门，我们重新回到空旷无人的大街上。
“王八犊子，这个人手黑得很……”
刘师傅突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刚在胖男人面前毕恭毕敬的模样荡然无存。
“他是什么人？”
“福建的一个老板，我老板他父亲过去一个朋友的儿子，现在生意做得很大……”
刘师傅似乎还要说什么，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显然对于我这个局外人，他只愿意透露有限的细节，没有过多地说什么，作为一个社团的司机，他分寸把握得很好。不过他刚才的那几句话已经透露了很多信息。汽车又开了一会儿，刘师傅说我们今晚就住在金伯利，明天一早赶路。按照会长的安排，路上所有的开销都先由刘师傅支付，最后我们工作团队在开普敦和他最后结算，所以一切的衣食住行安排，我都听他的，不发表任何意见。酒店就在8号公路的边上，类似于一个汽车旅馆的模样。安排停当之后，我正打算睡下，刘师傅突然敲响我的门。我打开门，刘师傅问我愿不愿出去到一个中国人开的澡堂子里泡个澡。我很惊讶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中国澡堂。刘师傅说是我们老会长以前的手下开的，很熟悉，放心没问题。我感觉他所说的老会长，应该就是指陈会长的父亲。既然如此，我也就同意了。
澡堂不大，却很干净。热气腾腾的池子里面除了我和刘师傅，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干瘦老头。他一边吃梨，一边看着墙上电视里播放的不知名的节目。刘师傅看起来很放松，滚烫的热水泡得他身体通红，他微微闭着眼睛，告诉我出来跑车虽然累，还是比待在商会办公室里面好一些，至少自由一点，不用老是担心老板叫。看起来他心情不错。
“您在船上待了多久呢？”
“都忘了，多少年了，反正不少日子。上船的时候穿着棉袄，到南非的时候上身可以光膀子了……那个时候，我想想，刚到船上，就吐得厉害，不只是我，其他人都吐，满地都是吐的东西，想死的心都有，可是得忍着啊。船上大概有二三十人，我一个不认识，就认识那个领着我上船的人，好像也姓刘，忘了。后来过了好久，没日没夜的，吃喝都在舱里面，不让我们上甲板啊，不听话就打，都怕……舱里面有一个隔间，下面是空的，直通着大海，就往里面拉。你想，这玩意几个人撑得住啊。我上船就后悔啦，可是也来不及了。大家都在骂，有的夜里哭啊，说家里但凡过得去，也不出来。我才不信他们的屁话，遭这大罪还不是想出去赚大钱吗？我虽然没钱，但是在家里有吃有喝，也不缺，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过，那罪真是遭大了，大男人都受不了，别说那些女的了，听说她们都是被骗过来的，到了后听说要偷渡，都哭着不上来，可是谁管她们，硬是拉上来了。她们娘儿们不行，身体受不了，一个多星期吧，听说有几个女的病了，瘫在地上不动了。大家都不敢靠近，也不知道她们是哪里来的，有人说听口音像瓦房店那边的人……半夜我睡得很死，那个姓刘的领头过来叫我起来，说是搬东西，还叫了另外几个人。我问搬什么东西，他说别问，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和几个人走到船后面一个角落，地上几个包，我一看就知道里面是人。一个人就问搬哪里去，领头的人说搬到甲板上，我一听就明白了。可是我不敢不听啊，反正我也不认识这几个女的。我们把这几个包搬到甲板上。天啦，甲板上空气特别好，那些人不让我们上来。到了甲板上，我问，然后呢？那个姓刘的就说，扔下去。我一听懵了，不敢，虽然早就明白这些人想干什么，但是，毕竟是人啊，也不知道死了没有。那个姓刘的就说，都是死人，和扔一个东西一样，反正也没人看见，再说，你不扔，你有这个胆子吗？我一听害怕了，就说不是我不干，是你们为什么挑我啊。那个人说，看咱们是朋友才叫你，不白扔，扔了给你好处。他这么一说，我就没有办法了。三个女人就这么被扔下海里，连个浪花都没有，也看不见，那时是夜晚，只看得见一点点月亮。记得其中一个人看了看大海，问姓刘的这是哪里，姓刘的没有回答，另外一个人似乎有点学问，嘟囔着说，看天气，应该到台湾一带了。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电视里知道有台湾，具体在哪里，不知道，所以他说了也是白说，不过现在我知道了……”
就在这个时候，后面有一个人叫刘师傅过去，刘师傅起身去了凉水池，一个有文身的人在那里和他说了几句。一会儿刘师傅过来，站在池边，跟我说，澡堂老板问我们洗完没有，洗完了，可以到包间去玩玩。刘师傅问我，你过去玩吗？我明白他所谓的“玩”是什么意思。刘师傅赤身裸体地站在我的面前，用手挠了挠他松软的下体，看着我，似笑非笑。我说，刘师傅你去吧，我再泡一会儿。刘师傅懂我的意思，也没有勉强，说了一声一会儿在茶室见，然后就和他那个朋友消失在布帘子后面。
我继续泡在热水中，四周的环境让我感觉仿佛回到了中国大陆。那个干瘦的老头睡着了。蒸腾的热气中，我回味着刘师傅刚才所讲的经历。我也没有问船上另外一个姓刘的人所谓的好处是什么，也不想问，脑子里还在想着那几个被扔下海的苦命女人。或许她们还没有死去，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的波浪之中。这是刘师傅人生之路犯下的第一个罪恶吗？可是，难道他不是被迫的吗？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受害者，不是吗？如果换成我，我是否也会同样妥协呢？现在看，刘师傅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懂得如何生存，而生存是绝大多数人的第一生活原则，包括我，所以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评价他。况且，我现在处处还要依靠他，没有他，我目前哪也去不了。
六
第二天的清晨，我们出发得很早，简单地吃过早饭，早早地沿着8号公路重新回到N1公路。刘师傅说今天恐怕会下雨，路上滑开不快，所以时间会长一些。我没有说什么，看着窗外的风景。南方的地平线起伏不断，空气透彻，厚重的云层沿着山脊滚动，冷风送来点点雨丝，零星地飘落在挡风玻璃上。
“昨天睡得好吗？小罗。”
“还可以，就是不知道哪家的窗户没有关，半夜老是被风吹得撞来撞去，声音吵得很。您呢？”
“还好。不过，一会儿到了水库，我再睡一会儿。”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两人正在路边方便。听刘师傅说没有休息好，我在想昨天晚上或许他累了，毕竟年纪也不小了。一阵风吹来，雨丝吹进我的衣领里面，冻得我直发抖。一旦下起雨来，气温立刻下降得非常厉害，幸好有刘师傅给我准备的绒衣。
我并不知道刘师傅说的水库指的是哪里，不过不重要，反正据他说，这条路他走过无数遍，每棵草都认识他。汽车一路行驶，外面空气寒冷，车窗蒙上了哈气，四周的景物变得朦朦胧胧，色彩斑斓。我掏出昨天我独自一人在酒店小卖铺买的一包烟，给刘师傅点上。
“后来呢，您在船上待了多久才到的南非？”
刘师傅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过去太久时间了，具体的好多事情他都忘了。真的忘了？或许还有比把女人抛下大海更加可怕的事情，刘师傅不可能告诉我。当然也可能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他真的淡忘了不少。
“……后来，也不记得过了多久，反正一会儿很热，一会儿很冷，那个姓刘的领头后来也不见了，听人说他拿了该拿的钱，在一个地方上岸走了，他就负责送到那儿，哪儿我不知道……再后来，好像是在印度还是斯里兰卡什么地方吧，船上两个人跑了……他们很乖的，撒谎说得了痢疾，就要在舱里面拉，谁干啊，就报告另外一个领头的，领头的一听害怕了，怕传染病菌，就让他们去甲板上去，正好那个时候船停在一个港口外面，有人上岸去买补给去了，当时是晚上，两个人上了甲板，裤子都没脱就跳到海里逃走了。领头看不见，又不敢追，怕警察啊，只能看着他们跑，什么脏话都骂了，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当时想，我他妈的怎么没有这个脑子呢……不过现在想来，如果我也跟着跑了，未必比现在好，谁知道呢？都看命。”
“……后来船上也就是剩下二十多人，其他的人跑哪去了，不知道，死了，跑了，反正不关我的事情，我只希望能活着到南非，钱都给了，不能白给，南非有一个老乡等着我呢。他托人写过信给我，当时我打算找到他，跟着他去矿里挣钱……这个人，后来也没有找这个人，找不到，哪里找得到呢。船到了南非海上，遇到了海岸警卫队，我们时间错了，白天到了，应该是晚上的，反正时间错了，那些警察就开船追我们，开了枪，我听到了，我们的船就往纳米比亚跑，这都是后来上岸了他们告诉我的，我在舱里面什么都不知道。到了纳米比亚，总算靠了岸，我记得是一个黄昏，天快黑了，我们跑上了甲板，不知道该去哪里，领头的人在那里吵架，说是接的人来不了，当然来不了，接的人在南非等我们呢。接的人不来，他们也拿不到钱，这些人吵得很厉害，也不管我们。我们中的几个人就开始找他们，说我们给了钱是去南非的，这是哪里，肯定不是南非，现在到了岸上，我们胆子就大了些，敢跟他们吵架……后来说不好，这些人就打起来了。我们这边人多也打得过他们，可是他们也不想浪费时间，他们眼看赚不到钱，也他妈的跑了，丢下我们几十号人在海滩上自生自灭。我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不敢打架啊，怕被打死，死了就全白费了，所以我就躲在后面。后来我们这些人就下船跑进树林里了，找吃的去，这样又走散了十几号人，他们去哪里了也不知道……”
我一直没有打断刘师傅，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公路明晃晃的。刘师傅慢慢地开车，慢慢地讲述着，仿佛我们的汽车是一条小船，在时间的汪洋中，沿着记忆的方向缓缓前进。
“……人多了，其中就有聪明人，我没有上过学，所以就跟着这些人跑。他们说纳米比亚不能待，正在打仗，所以我们就往东跑，南非在东面，其实我们靠岸的地方就在边境旁边，和南非隔着一座山。他们说翻过山，就到了南非，然后大家各自投亲戚去。翻山之前，我们要过一片大草原，有个晚上，我正睡着，半夜，天漆黑，啥都看不见，突然一阵乱，就听见有人惨叫着四处跑，我吓得不敢动，有动物的声音，后来声音远了，天亮了，大家看到地上的血迹……四个人晚上被狮子叼走了。每个人都吓尿了，拼命地往山上跑……后来进了一个很大的山洞，山下面就是南非了。我们剩下的人用石头把洞口封住。外面下雨，下了一个多星期，我们没有什么吃的，但是可以喝水，喝雨水。我记得洞里还剩十二个人吧，其他的人不知道去哪了。后来彻底没吃的了，光喝水，还是雨水，待了两个多星期，又有三个人死了，饿死的，还是病死的，都一样，反正死了。有死人，我们不敢待在洞里，尸体腐烂有细菌，我们就跑出来。那天天气很好，太阳很大，我们就跑出来，往山下跑，快到南非的时候，我们只剩下六个人。”
“不是九个人吗？一共十二个，死了三个人。”
“不知道，谁顾得过来呢，大概也是偷偷跑了吧……我们六个人围成一圈，一起磕头，说就到这里吧，那么远从中国来，大难不死，不容易，命大啊，就分头逃命吧，大家都说了自己的名字，说以后万一遇到谁家里人什么的，说一声，是死是活也算有个消息。因为怕死了，连一个给家里报信的人都没有。磕完头大家就散了。”
“那些人的名字您还记得吗？”
“怎么可能还记得呢，当时就没有记住一两个，几十年过去了，又没有交情，过去都不认识，只能说我们有缘分……其他人后来我都没有再见过，就算见到了，也不可能认识，所以就这样了。如果他们谁还活着的话，大概也跟我差不多，不可能活得多好，发不了财，都是家里穷，被忽悠过来的，只有一点力气能卖，又在国外，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我感觉我算是好的了……”
公路前方出现一大片水域，强烈的西风吹拂水面，泛起稠密的波纹。雨水因为刮风的缘故变成一道道斜丝。气温降得很厉害，似乎只有七八度的样子。刘师傅说前面就是水库了。我看了看地图，原来是奥兰治河水库。汽车停在路边的一座加油站内。加完油，刘师傅说他要睡一会儿，让我自由活动，但是不要走远。
我走进加油站，看看有没有什么零食可以买点。收款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白人老头。据我了解，他们基本上是欧洲荷兰人的后裔，说一种名为Africanns的南非荷兰语，从更大程度来说，这些土生土长的南非白人更愿意称呼自己是非洲人。看见我是亚洲人，老头用英语问我是来旅游的吗？我说是的。老头说最近中国人越来越多了，而且都有钱。老头笑起来，说他在这里已经四十多年了。我问他，大概二十年前，这里有中国人吗？老头说二十年前这里有一些亚洲人，但是不多，是不是中国人他不知道，但是都是干体力活的，在农场做事，或者在矿里面做。他们很吃苦，也很孤单，好像也不爱交什么朋友。老头说。
买了两块巧克力，我走出小店，外面雨小了一些，我回到车旁边，隔着挡风玻璃看见刘师傅在驾驶座躺着睡着了。刘师傅刚才说他早已忘记了那几个人的名字，其实我也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我是见过的。昨天在酒店登记的时候，我注意到他那张绿色的南非身份卡上写着他的拼音姓名（南非使用英语）。因为很匆忙，我没有来得及拼读出来，大概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无论如何，刘师傅的名字我已经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堪。看着刘师傅熟睡的脸，我想起刚才老头说的话：二十多年前来的那些亚洲人很能吃苦，也很孤独，也没有什么朋友……
那天下午天气极好，从清晨开始下的那场大雨把空气清洗干净，天空湛蓝犹如宝石，翻过一座山梁的时候，我几乎可以看到五六十英里之外的山峰。巨大的非洲草原广袤无垠，强烈的阵风吹拂大地，黄褐色的草原犹如起伏的海面，吹皱一波又一波的草浪。很快太阳西沉，大地万物被笼罩一层透亮的金色光芒。我们一路向南，灼热的太阳最初炙烤着我的右脸，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温度越来越低，接近黄昏的时候，地平线上的太阳已经犹如一块巨大的炭火颤颤巍巍地悬挂在那里。
我们下车抽烟和方便，天空刮来的风开始变得很凉，眼前是真正的残阳如血，山峰、树冠，还有从反光镜里看到的人脸好似被抹上了一层殷红的血迹。大地幽暗，两米多高的荒草在血色的残阳中随风摇曳，在风中窸窣作响，随风而来的是非洲草原原始野性的气息。我敢说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最壮观的夕阳。
看到眼前的一切，我突然想起来刘师傅讲过的那个关于狮子的故事，二十年前的那个黄昏是否也是如此呢？一切还是那么美，但是很快死亡就降临。因为对于一个偷渡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所谓的野性之美，而是一杯热水和一块面包。我抽着烟，看着刘师傅。
“刘师傅，当年那个有人被狮子叼走的地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差不多吧。”
“这是什么地方，看起来像一个国家公园。”
“不是的，这里是一个农场，私人农场，但是也比较危险，你没有看见刚才路边的提示警告吗，可能有狮子出没。我们最好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农场主不喜欢过路的车辆停留太久，否则一会儿武装保安就会过来找我们，那会比较麻烦。”
“农场？怎么看不见一个人呢，走了很久，一个人都没有看见。”
“农场都是这样，很大很大，有人你也看不见，一般农场主也不过来，有人替他们管理。在这种地方躲起来，待几年也没有人发现……”
汽车继续开，刘师傅的故事还在继续，天很快就黑了。单调的车灯刺穿稠密的黑暗，被灯光照亮的地方露出灰色的路面，没有被照亮的地方则是彻底的黑暗、无尽的黑暗，仿佛刘师傅那个时候所遭遇的一切。
“……下了山，也不知道到哪里了，很饿，看到一个木头房子，就偷摸地进去想偷一点吃的，刚翻到一块面包，木头门就开了，一个黑人，年纪挺大，很粗壮，他正好回来，看见我，他又给了我一些吃的，说的话也听不懂，但是他留我晚上就睡在那里。我刚才说了，农场主都是白人，平时也不来，我就偷偷地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帮他干些杂活，我俩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不说话，说了也听不懂，挺逗了，这个黑人老头人挺好的……也没有见过别人，这么大一个农场就他一个人。当时我也奇怪，因为不会说南非话，也没有办法问，过了不知道多久，开来一辆皮卡，下来一个中国人把我叫过去问了几句，没说几句，他说跟我走吧……后来那个中国人跟我说，因为他前几天来农场收蔬菜时见过我，但是我没有看见他。他看见我很奇怪，就问老黑，老黑就说应该是偷渡来的，他就懂了。他们老板那边正好要人，于是就接我走了，也没有什么偷偷摸摸的，大大咧咧地上车，让我坐在副驾驶，给了老黑一些钱，直接就走。我还是有一些害怕啊，怕是不是会被逮住，他说不用怕，兄弟，有我们会长，你没事的……就这样到了约堡（当地华人对约翰内斯堡的简称），在那里，后来就遇到了他所说的会长，老会长，老会长看了看我，说挺好的，就没有再说什么别的……我运气好，没有遭什么罪就有地方吃饭，估计主要看我也是辽宁人，一听口音就知道。那个接我的人也是，我刚一听就特别亲切。”
“老会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你们的人应该多少也跟你说了些吧？要不然你们也找不上我们老板，是吧？咱都是中国人，也用不着瞒你，大家都知道，说一说也没有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老会长就是约堡中国商会的老板，说是中国商会其实就是辽宁商会，是这里最大的，其他华人没有成什么气候，地盘都被辽宁商会占了。其他的还有台湾帮和福建帮什么，都不行，就是我们老会长厉害，他比较狠……没听明白？说白了，就是辽宁帮，这你懂了吧？”
我承认我懂了，但是却没有说出口，也不需要。
“那时候，福建帮刚起来，很凶，把台湾帮赶跑了，西罗町和唐人街那边的服装城的生意他们就想占，这本来是我们商会管的，所以老会长就需要人，说白了就是打手，被打死了给些钱就可以，给得多，但是要不怕死的，像我们这种，刚跳船（偷渡来的）的人，没家没口的，给饭吃什么都干的人，要了我就过去了。怎么说呢……我就去了，以前不会打人，也不敢打，现在不打不行啊，不打就得饿死，打就有钱花，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以前在老家就不敢打人，怕仇人上家里找媳妇爹妈报复，在这里我就不担心了。那几年跟着他们干了一些事，说句真话，也打死过人……咱都是中国人，跟你说一说也无妨，别人我就不会讲，反正也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过来苦啊，不容易，别提了……”
可以看得出来，刘师傅对当年打死过人的事情还是有些心有余悸，但是还谈不上恐惧和内疚，那肯定不是真实，更何况时间已经久远。不过我想了解更多的细节，或许仅仅是因为好奇。
“……那个时候，服装生意好做，来这里的华人都开小工厂做服装，招来的都是偷渡过来的女工，没日没夜做衣服，成本低啊，可是还是有人愿意来，毕竟工资比国内高。当时有几个服装城在约堡，里面小厂子多，以前都是我们在管。除了饭馆、理发店，在里面也有一些按摩和浴室什么的，客人多嘛，人多生意就好做，你知道的，好些福建那边的女孩也在这边做，她们怎么跑我们这里来了呢，因为我们这边的位置好，客人多啊，好些姑娘在这里找到了人就嫁了……她们就在我们这里做，一段时间都是我在管她们，收钱，定期做体检什么的，不听话，也打，不过也不是真打，也就是做做样子，吓唬吓唬，真打，生意怎么做呢，我也心疼这些女孩子……后来，福建帮的人过来，说是要人，没理由啊，他们说要把那几个福建女孩带走，女孩们不走，我们就打起来了，打伤了我们一个人，一个女孩脸上被划了，事情闹大了，老会长就找人跟那边的人谈，但是谈不拢，他们就是想要老街这边的几栋楼。那个时候，羊毛衫生意都走这里，店铺也多，客人都爱到这里来消费，利润很大，他们当然想要。这样肯定谈不拢，老会长就不谈了。过了几天，老会长找了我和另外两三个人，都是新面孔，我都没有见过的人，不过一看就知道了，新来的做事往往比较狠，下得去手。老会长就说你带着他们几个人去做吧……我带着他们几个人去了永金城（类似这个发音，我没有细问），约了他们的一个人出来。那个人好色，我们带了一个女孩过去，女孩一打电话，他就上钩了，就在地下停车库里跟那个女孩搞，那几个生面孔从后面冲了过去，把那个人从女孩身上拉下来，拉到一个小房子里，我也过去了，两下就打没了。后来把他装水泥袋子里了。这小子很坏，也是活该……也没有人管，警察不管，黑吃黑，他们才不管呢，加上平时也收过我们的钱。过后，我去德班出了一趟差事，后来也没有听说闹出什么事情来，反正福建帮那边不行了，他们人少，也不怎么团结，就这样，也不是什么大事，商会大事多了，好多事情我都没有赶上……”
刘师傅的脸在黑暗中被对面会车的灯光暂时照亮，随后又陷入黑暗。他的声音断断续续，似乎比较轻松，好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我不能判断这里面他有没有隐藏自己，隐藏了自己做的更多的，那些我们今天所谓罪恶的事情。如果有，那也是他的自由，我一个陌生人无权去指责。生活的残酷和现实，给了世人罪恶的理由，也给了一张黑幕去隐蔽和解脱。或许没有人是无辜的，这一点不是陈词滥调，而是血淋淋的现实，而这个现实此时此刻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眼前。对面车灯的光线勾勒出刘师傅两腮银白的络腮胡……车内长时间的沉默，还是我最后将它打破。
“您后来在南非没有成家吗？一直一个人？”
“哦，你说这个啊，后来也有一个老婆，毕竟是男人嘛，才三十多岁。她是服装城里一个给我们做饭的越南女人，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也是跑过来的，她爸是越南人，母亲是广西的，能说广东话。她做的饭不错，我们就好上了，后来就有了一个女儿。没有领证，也不需要，没人管，大家知道就行了，老会长送了我一块表，刚开始我们挺好的，男人在外面，生活需要照顾。”
“你在老家的老婆一直没有联系？”
“没有，别说她，就是我爹妈我都没有，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联系，后来就算了，不想联系了，说不出什么来。家里还有两个哥哥和嫂子，有人管送终就行，我是这么想的。我爸身体不好，估计也没活几年吧……以前的老婆，也没心思去打听后来怎么了，随便她，肯定是跟了别人，这样也好。一开始还想，后来就不想她了。”
“您和现在的越南太太都住在约翰内斯堡吗？”
“没有，我一个人。”
刘师傅又沉默了一段时间，我料想或许这里面有他不愿意说的事情，所以也没有追问。窗外的星辰寥寥，非常安静。刘师傅说本来我们再咬咬牙，今晚能到开普敦，还有一百多英里，不过他现在比较累了，再开会出危险。他打算在附近找一个小镇住下来。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也不能有什么意见。
吃过晚饭，我们两人在刘师傅的房间里闲聊。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铁桶，烧了不少开水，然后开始泡脚。我给他点了一支香烟，他深深吸了一口，感觉很惬意。
“小罗，你也泡泡脚吧，特别解乏，累了一天，泡一泡脚比什么都管用，比找日本女人按摩还好使。不好意思就只能找到这一个铁桶，我泡完了你要是不嫌弃，我再烧一些开水，你也泡。”
我说我也不累，用不着泡脚，再说我是南方人，好像从小也没有这个习惯，应该是北方人的习惯吧。
“你和我那个越南媳妇一个样，我让她泡脚，她给人做饭，站了一天，泡泡脚多好啊，她就是不泡，没办法，没那个福气。”
“您为什么说您现在是一个人呢，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我抓住这个机会。
“……哦，你说这个啊，她后来跑了，生完孩子，女儿也就三四岁的时候，跟一个广东人跑了，人家手里有些钱，她又还年轻。早上说去买菜，可是穿的不对劲，我当时也没有问，她就没有回来。后来餐馆的人告诉我，那个男人老是过去吃饭……”
我没有问他的越南妻子离开他的时候年纪多大，没好意思问，但是应该不超过三十岁。其他关于那个广东男人的细节问题，我保持了沉默，心想别自找麻烦。刘师傅也没有我想象的愤怒的样子，他又加了一些开水，用脚慢慢地适应着水温，嘴里发出稀稀疏疏的声音，似乎很投入很享受。
“……我没有去找她，不想去找，也找不到，找到了她也不会回来的。要知道女人一旦抛下了孩子跟人跑了，你是找不回来的，她们心里肯定是决定了的。我没有去找。我们之间也说不上什么爱不爱的，就是生活上有个照应吧，平时话也不多，我老在外面跑，再说吃也吃不到一块去，她一个越南人，我一个东北人，你想。我也没有什么钱，刚刚算能过下去那种。她长得也不难看，就是这样……生孩子的时候她遭了些罪，那天我正好去开普敦办事，离不开，你知道的，老板让你去办，你就得去。回来的时候，说是生了一个女儿，我说好啊，女儿好，过正经日子，不像我。”
“现在，您女儿怎么样？”
“在美国，在美国上高中呢。我没有钱，哪有钱供她到美国上高中呢。可是人家成绩好，真是没想到，她爸连初中都毕不了业……我现在的老板看我女儿像是能读出来的人，就出钱让她去美国念书了。”
“现在的老板？陈会长？”
“是的，我们老会长2005年去世了，脑溢血死的，出殡的那个排场你没看见，光车队就有几百辆，太大了，我们几个也累惨了。老会长对我有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儿子，就是我现在的老板当了会长，我还是老样子，给他开车，也管一些别的事情……”
不用费脑子，我也能想象刘师傅的老会长去世，其葬礼排场会是什么规模，在整个华人社团的震动是什么样子。还有，他的那些老部下，像刘师傅这样的人如何开始为当年的少爷，现在的新会长服务，这背后的故事一定不比任何电影逊色。刘师傅嘴里虽然说他依然只是开车，肯定不那么简单。作为上一代的老臣，他一定承担着某种特殊的责任，尤其是他说的所谓还管一些别的事情，管什么事情，里面不可描述的事情，不是我可以想象的，当然我不可能问他。
“我们老板在这件事情上够意思，花钱栽培我女儿去美国上学，我过去说不用啦，老板，都是浪费钱。其实嘴里这么说，心里还是很高兴。老板说，你没出息就是因为没上学，孩子怎么可以耽误呢。他说我们几个老人当年伺候他爹都很辛苦，这点算是一些回报。他这么一说，我就同意了。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能去美国上学啊，只是自己没钱，也不好意思开口去借钱。在这点上，我得感谢他。”
现在回忆起在陈会长的办公室，第一次看见刘师傅的时候，他在陈会长面前那个毕恭毕敬的样子就可以理解了。送刘师傅的女儿去美国上学，既是一种拉拢父亲老部下的手段，同时也为刘师傅考虑了他将来养老的需要。我得说这个年轻的会长不简单。
刘师傅坚持让我也泡脚，本来我是不愿意的，因为我已经比较困了，再加上睡前还要把这两天沿途拍摄的素材整理出来，所以不大想浪费时间。但是刘师傅告诉我他已经为我烧了一壶开水了，因为铁桶只有一个，所以不能同时泡。其实从这些细节上看，刘师傅是一个生活上比较细心和能照顾别人的人，尽管我只是一个他刚刚认识三天的陌生朋友。不过可以判断，当年三十多岁的刘师傅未必是这样的人，这可以从他当时如何对待妻子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但是自从有了女儿之后，特别是他在越南妻子离家出走，他必须单独抚养女儿之后，刘师傅必然有了改变。如果他爱他的女儿，他一定要学会细心和照顾别人，看来对女儿的爱教会了他，改变了他。于是我也没有拒绝刘师傅的好意，把铁桶洗了一遍之后，我也开始泡脚。
水很烫，我一开始不大适应，刘师傅笑着说慢慢就适应了，你年纪小，多泡泡对身体好。紧接着他开始询问关于我的家庭、工作、收入等情况。这是他第一次开始问我问题，或许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泡脚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略有保留地回答了他的询问，话没说多久，突然他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略微皱了一下眉头，也没有打任何招呼就站起来出门。隔着纱窗门，我可以看到他站在停车场打电话。他来回走动，一直在说着什么。电话时间很长，我料想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就匆匆结束了泡脚，收拾了一下，回到自己的房间。
躺在房间狭窄的小床上，我听见外面又开始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因为靠近海洋，南非的冬天温暖湿润，夜晚的小雨往往预示着第二天的晴朗。明天将是旅程的最后一个半天，我将在开普敦的渔港酒店和刘师傅分手，和以前的同事们汇合。两天的时间很短暂，但是这一次对我来说很漫长。作为比刘师傅小二十多岁的我，不想也不能对他做任何自以为是的评论。一个极其善良的人可能在某个很短的时间给你非常可怕的印象，因为机缘，同样，一个很可怕的人也会留给一个陌生人非常温暖的短暂记忆，也是因为机缘。这就是生活。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本来面目，包括我。
七
剩下半天的路，阳光明媚，汽车一路开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看到远处开普敦西北郊外著名的“桌山”。山顶异常平坦旷阔，被当地人称之为“上帝的餐桌”。风和日丽，我掏出香烟，发现仅仅剩下两支烟了。过去我不抽烟的，但是这两天我和刘师傅竟然抽了这么多，让我诧异。不过，这也说明我们两人聊得还算愉快。我和刘师傅分享了最后两支烟。我替他点上香烟。
“小弟，这是抽你最后一支烟啦，马上到了，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
“要说有缘，怎么都能见到。”
我知道自己说了一句废话，但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理论上，我今后不可能再次见到刘师傅，即便有可能，概率也是万分之一以下，不过我们中国人向来懂得如何应付这样的分别场面。有缘再见，是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也特别释然接受的一种离别赠言。我们用缘分这个词汇解释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无法预测、无法分析的偶然事件，这是一种很善良的智慧。沉默了一会儿，我又客气地补充了一句。
“将来您要是回国，联系我啊，咱们一起吃个饭。”（我承认这是一句很无力的话）
“我自打来南非之后就没有回去过，以后也不想回去了，没意思。我什么情况，这里东北人这么多，消息也传得快，那边的人应该都知道了。”
我一直想追问刘师傅辽宁抚顺老家的亲人是否主动打听过他的消息，正如刘师傅所说，这种老乡之间的关系网，家人要联系到刘师傅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刘师傅一直就没有提及过，可能他不愿提及，照顾他的情绪，我也一直保持沉默。我想，大概联系上了，但是刘师傅保持了冷漠，至于为什么，不得而知，或许也一目了然，却尽在不言中。
“您以后就打算在南非养老啦？”
“也不一定，现在女儿在美国上高中，我还需要给她挣钱，不过我跟女儿说好了的，将来她在美国好好念书，考上大学，有了出息，成个家，爸爸就到美国投奔她。毕竟孩子是我养大的。她知道的……”
说完这句话之后，刘师傅就沉默了，再也没有说什么，一直到汽车停在渔港酒店门口。刘师傅的故事就这样讲完了。是的，讲完了。
他最后的期望还是落在他女儿身上，这是他后半生的寄托。在这点上，刘师傅和他这个年纪的传统的中国父母没有什么区别。或许在他看来，女儿未来负担自己的晚年生活是天经地义，更可能当年他坚持一个人抚养这个女儿就考虑了有这么一天。他说，女儿是知道的。我想一个高中女生真的知道吗？难道这不是一厢情愿吗？有没有一种道德绑架在里面呢？我无聊地看着窗外的海岸线，汽车已经进入市区。然而，我还在沉浸在刚才的思考中。
可能我想错了，我随后检讨了我自己，这对艰难的父女二人之间的感情或许比我想象的更加密切，或许他女儿小小年纪已经懂得父亲的艰辛，早已励志学成之后回馈父亲当年的付出。可以想象，在简陋的小屋里面，刘师傅和小女儿一起做饭、写作业、谈笑聊天，一起忍受各种不易，相互排解孤单。我真心祝愿刘师傅的女儿在美国能够如她父亲所愿，有一个自己美好的未来，也是刘师傅想象中的美好的晚年。
然而，潜意识中，我想，或许故事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
到达渔港酒店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同事们运气很差，由于各种缘故，他们的航班推迟了两天，所以他们也才刚刚到达酒店。大家看见我，纷纷走过来向我抱怨，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大家坐大巴一起来了，还旅游了一趟。我笑了笑。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是缘分的问题。
我开始帮着大家搬运行李，在前台为不会说英文的同事翻译，一时脱不开身。期间一个同事的护照出了一点问题，我陪着她走到酒店门口给当地警察打电话，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刘师傅坐在海边的台阶上，背对着我，面朝大海，抽着烟，强烈的阳光笼罩着他。碧蓝的大海平静无痕，映衬着刘师傅孤单和疲倦的背影。我本来想走过去跟他告别，可是警察的电话让我脱不开身。然后我走回前台，和酒店经理交涉，忙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忙完了。我赶紧走出酒店大门，却发现海边的台阶上已经空无一人。
当地负责接待的张小姐走过来，给了我明天去国家公园的拍摄许可证。我就问张小姐是否知道我的司机刘师傅去哪里了。
“哦，刘师傅啊，他走了，我们已经给他结账了。他说因为有一点急事要办，就先走了，让我给你打一声招呼。”
“什么急事啊？他还没有吃饭呢。”
“哦，这个他倒没有说，反正走得很匆忙。”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询问一下刘师傅的姓名，张小姐也很忙，没说完话就忙别的事情了。我想就这样吧，也不勉强。我想起昨天晚上，我泡脚的时候隔着纱窗门看见刘师傅打的那个电话，或许出了什么麻烦事情。正如他曾经说的，所谓的“管着一些别的事情”，这可以解释他匆匆忙忙、不辞而别的原因。看着空荡荡的大海，我感到一丝丝说不出来的失落。
后来直到我离开南非，我再也没有见过刘师傅，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我也没有打过。至于为什么没有再联系，其原因就正如刘师傅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吧。在这点上，我真正懂得他。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八
洛杉矶。2021年。
我远远地看着那个老人和那只小狗，并没有打算走上去看看这个老人到底是不是刘师傅。我说过，我再次遇到他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以下。年龄的增长让我懂得所谓的奇迹往往不会发生，否则生活失去了它的威力。但是我愿意相信，或者想象，眼前这个坐在阳光明媚的洛杉矶海滩的老人就是刘师傅。十年过去了，按照他所说的故事，他那个读书用功的女儿应该早已大学毕业，而且事业有成，并且到了结婚成家的时候了。或许刘师傅已经到了美国，投靠了他的女儿，和自己的女儿、女婿，可能还有外孙一起过着平静而富裕的生活。我但愿如此，仅仅是因为我和他那短暂的三天的交情。
“刘师傅”坐在海边，温暖而舒适，他应该知道在这蔚蓝色大海遥远的另一端，不正好是他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吗？海面吹来的风中可能还带着家乡的泥土气息，还有某些不愿意忘记他的人的思念和记忆。我不相信他从来没有想过回去看看，他只是无法面对而已。一个衰老的、带着忧伤往事的海外华侨，看着大海，这已经超过了我的表达能力……
我起身结账离开，拐过肯洛布大街十字路口，往南走的时候，回头又看了看海边的台阶。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老人和那只小狗离开了，只留下远处依然深沉平静的深蓝色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