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启蒙老师裘蕴清（右一）合影

□郁钧剑

每次到上海，只要有空闲静下心来，我都会站在某个地方发发呆、想想往事，都会从那不尽的人和事的记忆长河里，回想起两个人来。

首先是我的声乐启蒙老师裘蕴清。裘老师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上海音乐学院被分配到桂林歌舞团的女中音。

1971年我在桂林的广西师大附中念书，初中临毕业前，市文工团学员队到学校招生。那时候所有的艺术院校都停办了，文工团学员队就相当于艺校。因为我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学校领导要我在“校宣”的门口挂块牌子，让想报考文工团的同学找我报名，并组织他们去考试。阴错阳差，我被选上了。

到学员队后的前半年，戏剧曲艺、舞蹈唱歌都得学。裘老师当时是声乐老师兼舞蹈基训的钢琴伴奏，万万没料到她对我特别亲，特别器重。后来想想，最特别的缘分可能是我的老家在上海吴淞口正对面的南通海门，两地习俗相近、语言相通。她除了教我“咪咪咪，麻麻麻”地练声外，还偷偷教我弹钢琴，弹拜厄、弹车尔尼599。那时候整个学员队只有一台钢琴，想学的人很多，因此教我只能是“偷偷”。半年后，学员分科，我被正式分为她的学生。然而年余后，她就被调回了上海，在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当编辑，后来还做到了编辑部主任。

我在香港和广州录制出版了多种独唱专辑磁带和唱片后的1983年左右，上海唱片社在裘主任的编辑下也为我录制出版了两张黑胶唱片——《郁钧剑演唱的歌（一）》《郁钧剑演唱的歌（二）》，还是由上海音乐学院的管弦小乐队伴奏、夏飞云先生指挥录制的。在录音期间，我向裘老师强烈推荐了在总政歌舞团的一位男高音和士心写的歌。当时士心还叫刘志，在总政歌舞团民乐队里拉二胡，他就喜欢写歌。裘老师很不理解我的推荐。因为上海历来是一个特别讲究“出处”、特别严谨的老派城市，老师说这个作曲家是业余的（当时士心还没有正式改行作曲），在我们唱片社出唱片不合适；歌者是合唱队队员，也不合适。我据理力争，把在广州已录好的士心歌曲《风筝》《晚归》等放给她听，还一再美言那战友确实唱得好。老师听后沉默了半晌，说：“人家都说文人相轻，而你真是文人相助，就冲你这点德操，我支持你。”后来裘老师真的给他们录音了。如果没记错，这应该是那位战友的处女作，词作者也应该是第一次。而士心，正因为我是录他作品最早最多的人，以至于他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来找我帮他“听听”。

裘老师已去世多年，我每次来上海都会想起她，下回来上海一定要抽时间去她的墓地祭拜祭拜。记得在她去世前，有一次我俩聊到士心他们首次在上海录音的那段往事时，老师也半晌无言，然后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一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到了上海，我时常想起的第二个人叫朱子泰，他是我在桂林歌舞团时的同事。

他的身世非常凄凉，母亲是青楼女子，父亲是美国大兵，一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长相。他跟裘老师是同年从上海音乐学院被分配到桂林歌舞团的。他的小提琴拉得还行，但处境却不行，在那排斥洋人洋文化的年代，他的遭遇可想而知。我从学员队被分到歌舞团后，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人。

那时候的我特别刻苦，一天到晚都泡在琴房里，不是练声就是练琴，经常能看见他默默地站在角落里，听我弹琴，听我唱歌。那带有蓝色瞳仁的大眼睛里流着幽深的哀怨，冷不丁地会对我说一句“我想妈妈了”，让我一阵心酸。有一回他躲在被子里吃难得买到的巧克力，被同屋的人发现后拎出来暴打了一顿，被打得吱哇乱叫。年少的我也觉得他实在是太小气了，没有同情他，让他感到了失望。从此，他就不再到琴房里来听我弹琴唱歌了。

1976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桂林，朱子泰自认为那是一个可以申请到美国去寻找父亲的机会，便穿着雨衣，裹着头颅和身躯躲到了桂林国宾馆前古南门的城门洞里，企图拦截总统车队。他真天真，完全没想到那一览无余的门洞里不能藏身。那时候我确实生出了同情，他也是个孩子呀，只是想找自己的父亲啊，觉得他可怜极了。

不久我就离开桂林到了北京。后来听说他疯了，彻底不能拉琴了；再后来听说根据他自己的强烈要求，被送回上海，住进了精神病院。那时候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有一年我有机会到上海，向桂林歌舞团团长杨俊新打听他，想去看看他，杨团长告诉我，他死了。

现在是满天厚厚的乌云，风也是一阵一阵地紧吹。人有悲欢离合，今天在上海又想起了这两个上海人，心情真有点像天上的那层乌云。有时候再大的风也是吹不散乌云的，人，就是在这样的风云交集中，走过一天又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