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绥康

老福伯坐在六甲老街西口残存的青石板上。背后是塌了半截东山墙的老屋，屋前这条路底下，压着老运盐河留下的旧河床。

这条河，打西边包场方向来，贴着六甲老镇的南檐根，由西往东缓缓绕过。河不宽，三四十米，可它养人。明清时叫运盐河，后来叫老通吕运河。老街依着北岸铺开，东西七八百米，中间略拱。街南人家后门一开就是河，下几级石板，便能淘米、浣衣、拎水回家撇明矾。

河上三座桥拴着六甲的魂。西头西高桥，东头东高桥，街心还有座东西向的小石桥塘子桥。站在西高桥上看，河水从包场拐个弯，擦着城隍庙的后墙过来——那庙占地15亩，明嘉靖年间为戚继光抗倭而建，1966年拆了，如今是农商行和老农贸市场。

桥一响，店就醒了。

从西高桥往东，先过丁庆和染坊，二亩多地，青缸数十只，晒布架高得像烟囱，1956年并成了刘浩印染厂，如今只剩元宝石躺在天井里。染坊东隔壁是李英记糟坊，大门堂早没了，门前的草比人高。西锦茂酒坊的招牌当年也挂在这段街面，黄酒封缸时，香味能飘过塘子桥。延寿堂药铺、奚宝丰银店的柜台早空了，可老福伯还记得抓药时铜秤砣撞在秤杆上的那声“叮”。

拐过弯是中街，六甲最热闹的一段。公社机关设在街北一排青砖瓦房里，门口两棵白杨树比人还粗。往西南角走几步，就是李桂生的牙科诊所。一间门面，白布帘子，里头一股来苏水味。李桂生戴副圆框眼镜，手稳得很，拔一颗牙两分钱，镶一颗假牙一块五。六甲人信他，包场、东灶那边的人都跑来找他看牙。李桂生不光牙看得好，人更好客。他性子活络，爱说笑，嗓子亮，会唱京剧。慢慢地，街坊都管他家叫“小俱乐部”——牙科看牙，厢房唱戏，堂屋里喝茶谈天，人来人往，比公社礼堂还热闹。

牙科里头，隔着一道板壁是照相馆——开在李桂生诊所的内厢房。照相馆的当家人是李桂生夫人。她梳一头整齐的发髻，穿件素净的斜襟布衫，见人来，远远就开口笑，眼角弯成月牙，从没有半句重话。六甲人拍照，多半是大事——结婚、参军、全家福，难免紧张拘谨，可只要她往镜头后头一站，轻声说句“别慌，看着我”，来人就不抖了。她调光、摆姿势、按快门，动作不急不慢，像在给人梳头。老福伯1968年的“光荣入伍”照，就是她拍的。厢房再往里，是李桂生家的生活区。屋里有一桌，桌边围满了孩儿，大的小的，挤挤挨挨。孩儿们都会哼哼唱唱，奶声奶气的，像一群刚出窝的小雀。里头有两个女儿，后来都考进了县剧团当演员，一个唱青衣，一个演花旦。老福伯想，这俩丫头那副好嗓子，多半是打小听她爹唱戏听出来的；而那份落落大方的台型，大约是从她娘待人接物的从容里熏出来的。

照相馆的东北方，就是公社礼堂。青砖墙，小青瓦顶，能坐三四百人。开大会、放电影、演样板戏，全在这。礼堂东侧山墙根下，常蹲着一位爆炒米的中年妇女，她系着蓝布围裙，手里摇着那架在炭炉上的黑铁锅，额前几缕碎发被热气黏住。孩子们围一圈，捂着耳朵等那声“砰”——米花爆开的瞬间，香气炸满半条街。老福伯记得，每次礼堂放完电影散场，人群涌出来，正好赶上她收摊前最后一锅，她手不停，笑也不停，还朝孩儿们喊：“躲远些，绷着脸！”

再往东，到塘子桥堍。周氏制鞋铺子就在这。铺子门口摆着几双新做的布鞋、力士鞋，黑面白底，针脚密得像绣花。六甲人脚上穿的鞋子，十双中有七双出自周师傅的手。周家不光鞋纳得好，子女更争气。六甲小学的先生提起周家的孩儿，大拇指一竖：“不用教，自己往上蹿。”果然，周家出了好几个大学生，最出息的那个儿子，一路读上去，穿上了军装，扛上了将星——少将。六甲人提起这事，比自家孩子考上大学还骄傲：“周师傅纳了一辈子鞋底，纳出了个将军！”

塘子桥堍往南，是永兴斋茶食店，刚出锅的糖糕、京枣、麻饼，热气熏得桥栏杆发潮；瑞吉斋南货店苏式糕点、金枣蜜饯摆一溜玻璃罐；鼎和酱园的腐乳缸排在后门河滩上，下雨天酱香泛酸。东街尽头叶家茶馆正对东高桥，盖碗碰得叮当响，说书人一拍醒木，桥下停船的艄公都不摇橹了。

叶家茶馆开在桥堍最当阳的位置，三开间门面，杉木柜台被几代人的手摸得油光水滑。叶家老爷子泡了一辈子茶，手里那把紫砂壶从不离身。茶馆里说书的、下棋的、谈生意的，从天亮闹到天黑。六甲人的消息，十有八九是从叶家茶馆的盖碗碰撞声里传出去的。叶家不光茶泡得好，后代也争气——一年里头三个都考上了大学。六甲街上炸了锅，比过年还热闹。两个读了师范大学，一个读了工科类大学，后来都进了省城。其中那个读师范的，一辈子做教育，从乡村中学教到省城重点中学，再做到省教育学院，成了教育专家。老福伯每次路过东高桥，都要朝叶家茶馆旧址望一眼——茶馆早没了，可那股茶香还在风里飘着，像叶家孩儿从省城寄回来的信，字里行间都是六甲的水土。

中和园饭店在茶馆西侧，文蛤肉面一早卖完，晚市只剩咸菜豆瓣汤，桥北堍则摆着东灶港来的各色海鲜。那时候每月逢集，四乡社员挑公粮、拉化肥，从范公堤南涌到西高桥下。河里泊着小火轮——通东话叫汽油船，烧煤，“突突突”吐黑烟，柴油机震得东高桥的木桩直颤。船上没有座位，去南通三个多钟头，去吕四也要晃大半天。

后来的事，河水知道。1958年新通吕运河在镇北五六百米处裁直开挖，老河慢慢淤了；后来，东高桥、西高桥成了危桥，统一拆了；再后来，老运盐河一节节填成了臭水沟，而横穿六甲的那截，也在2019年前后被彻底填平。

“爷爷，这破台阶有啥坐头？”上次孙子问他，老福伯没答。如今，东高桥不在了，可河水化进血里还在流；西高桥不在了，可老街人梦里还踩着那道木坡。运盐河绕镇而过，绕过那些人、那些声气，也绕走了他十六岁那年西高桥下的黑烟。

那些亮着灯的窗口，一个一个灭了。可灭了不等于没了。它们只是沉到河底，像盐一样，化在水里，看不见了，水还是咸的。

老福伯忽然想起一件事——六八年春他坐汽油船走的那天，李桂生夫人给他拍完入伍照，偷偷在他衣兜里塞了两颗水果糖，说“到了部队记得写信回来”。那两颗糖他在船上舍不得吃，攥化了，黏糊糊地粘在裤兜里，洗都洗不掉。

他闭上眼。河水的气味还在鼻尖——不是填平后的臭水沟味，是老运盐河的味道，带着码头石阶上的青苔、西锦茂酒坊的糟香、永兴斋刚起锅的糖糕热气、叶家茶馆的茶味……那些气味混在一起，就是六甲，就是家。

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老长，拉到老福伯的脚边。他朝老街深处走，影子被夕照拖在身后，像一节没说完的汽笛，被运盐河带着，由西往东，绕过了六甲，再也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