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志雄

要说过年的味道，得从腊月杀年猪说起。

进了腊月，村里的空气就变了。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温热的手，开始不紧不慢地揉搓着村庄的筋骨，要将一年积攒的冷清与疲惫都揉散了，揉出一团暖烘烘、闹腾腾的盼头来。

最先揉开的，是猪的嚎叫。这声音，便是年关拉开的序幕。嚎叫声歇了，院里便热闹起来——烧水，褪毛，开膛，分割。我踮着脚，扒着门缝，看见整片的猪肉，白是白，红是红，挂在架子上，像一幅刚刚完成、墨迹未干的年画。祖母会切下一小块最好的里脊，灶膛里的余火还没熄，铁锅里“滋啦”一声响，撒一把粗盐，几个翻转，便盛在碗里递给我。那肉烫得人直吸气，在嘴里却香得霸道。这口肉咽下去，年的根，便扎进了五脏庙里，牢了。

肉的丰腴之后，是豆的清净。做豆腐的日子，通常选在腊月二十前后。头天晚上，黄豆就在清亮的井水里泡着了，石磨是早就洗净了的，磨眼儿里插两根筷子，我和表弟便轮流推。乳白的豆浆，沿着磨槽汩汩地流出来，汇进桶里。祖母把豆浆倒进大锅，灶下燃起旺旺的松针火。点卤是最神奇的，卤水一滴一滴下去，那锅里的乳白便像听了命令似的，慢慢凝结，与水分离，成了云朵般的豆花。祖母用瓢将豆花舀进铺着纱布的木框里，压上石板。压好的豆腐，方方正正，颤巍巍的，像一块羊脂玉。祖母总是先切下大大的一块，用井水泡着，中午便做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吃在嘴里，是年的滋味里一段素净的、安神的间奏。

重头戏自然是除夕。那味道，是从午后就开始层层叠叠浓郁起来的。灶间成了最热的战场。蒸笼垒得老高，白色的蒸汽汹涌而出，带着糯米的清香，那是年糕的气息。油锅“滋滋”地欢唱，炸肉丸、炸春卷、炸鱼块的浓香窜出来，钻进每一个角落，勾得人坐立不安。到年夜饭了。灯明晃晃的，照着一桌子的五颜六色，琳琅满目。平日里再节俭，这一顿也是不怕“浪费”的，那种“满”，那种“有余”，才是此刻最核心的滋味。大家说着吉祥话，互相夹菜，声音都比平日里高了几分，笑语喧哗，要把屋顶掀开似的。我那时总爱在热闹的间隙，悄悄吸一吸鼻子。这味道如此结实，如此圆满，吸进去，连肺腑都觉得安稳、饱足。

守岁是必须的。炭盆烧得旺旺的，红红的炭火映着大人们的脸。花生、瓜子、桂圆、红枣堆在果盘里。我们小的熬不住，常常歪在大人怀里迷迷糊糊睡去。直到子时将近，父亲会叫醒我们。开门，放鞭炮。清冷的、带着硝烟味的空气猛地涌进来，让人精神一振。鞭炮“噼里啪啦”地炸响，震耳欲聋，红色的纸屑纷飞，像下了一场热闹的雨。这硝烟味呛人，却充满除旧迎新的快意。

年初一醒来，枕边必是放着崭新的衣裳，从里到外。那衣裳有一股好闻的“新”气，是棉布经过熨烫后平整挺括的味道，混合着阳光与贮藏柜里樟脑丸的淡淡气息。穿在身上，还有些硬挺，动作都因此变得有些小心、有些矜持起来，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崭新的、值得郑重对待的人。

如今，我在城里也有了家。过年，超市里货物堆积如山。中央空调恒温如春，没有炭盆的烟灰。窗明几净，也无需那般费力的年终大扫除。我可以轻松地点一桌酒店送来的、品相完美的年夜饭，可以看一场阵容豪华的线上春晚。什么都是现成的，方便的，清洁的。

可是，可是我总觉得过年缺少了什么。是什么呢？我细细琢磨——原来这年味淡了，就像菜里没放盐！

它淡在那过于标准、缺乏烟火气的空气里；淡在那流程完美、却无人间汗水的食物中；淡在那隔着屏幕、虽清晰却触不到温度的问候里。我终于明白，我魂牵梦萦的年味，从来不只是食物的香气，不只是崭新的物件，甚至不只是团聚的欢欣。

那是在特定的时节里，被一双无形的手，精心熬制出的一坛生活的原浆。它不那么纯粹，却因此丰厚；它充满劳作，却因此踏实。这坛原浆，如今在过于光滑、便捷的生活里，再也找不到那口粗陶大缸来盛放了。我们得到了清洁、秩序与效率，却似乎正在弄丢那种需要亲手去做、去熬、去守的，笨拙而浓烈的滋味。

那才是年的真味，是根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