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龙

20世纪60年代末的东灶港海岸，藏着一处独绝于世的景致。平潮时分，离岸数百米的海面下，原本裸露的海滩被潮水漫过，唯有一个个土墩儿倔强地凸于汹涌波涛之间，像散落在沧海中的颗颗遗珠。待到潮落水退，滩涂重现，又有人影穿梭其上，或晒盐、或割猪羊草，忙碌的身影与这海上孤墩相映成趣。若非亲眼所见，谁能想到，这些涨潮时孤立于汪洋、小如星点的土墩，曾是几代人扎根的家园。

时光回溯到19世纪80年代，彼时的东灶港海岸，滩涂广袤却少人问津。有一户徐姓人家，因家境贫寒，无力承租岸内的土地，只能另谋生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那片无主的海滩——离海岸一里地的地方，海水退去后便是一片开阔沙地。徐家祖辈们扛起铁锹，一锹一锹地挖土堆筑，不知耗费了多少日夜，终于垒起一个方圆近两亩、高出海平面近两米的土墩。没有砖瓦，便就地取材，用毛竹作梁，割取芦苇编墙，再铺上厚厚的茅草当顶，一间简陋却能遮风挡雨的舍棚就此坐落在海面上。

从此，徐家一家人便在这海上土墩上安了家。他们以海为田，以潮为钟：天晴时在墩上晒盐，白花花的盐粒凝结着海风的咸味；潮落时下海，在墩儿附近布置滚钩捕鱼、把渔网固定在滩涂上拦鱼，渔网里兜住的是一家人的生计。待到落潮时分，再扛着盐包、提着大大小小的海鱼上岸叫卖，换些粗粮米面和油盐酱醋。徐家的落脚，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无数无田穷人的希望。那些同样被生计所迫的贫苦人家，纷纷效仿徐家的做法，在海滩上挖土筑墩，搭舍棚、安新家。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片海上已经有了20多个土墩，大的近两亩，小的仅有半亩方圆。徐、王、陈、杨四姓人家聚集于此，近百号人相依为命，形成了东灶港独一份的“海上墩儿部落”。

可这海上家园，终究是建在风浪口上的。居住在土墩上的人家，日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尤其到了农历八月，大潮汛与台风季接踵而至，更是海上人家的劫难。因此，每到大汛和台风来临前，墩上的人们便要拖家带口，带着最贵重的家当上岸，投奔岸内好心的乡亲借住。待到风平浪静，潮水退去，他们又会回到满目疮痍的土墩旁，从岸边的淤泥里打捞被冲上岸的毛竹、破锅碎碗，再一锹一锹地挖泥修补被冲垮的墩基，重新搭建舍棚。遇上风浪特别大的年份，一户人家往往要反复搭建好几次舍棚，才能勉强熬过一年。

除了风浪的威胁，孤独是海上人家另一重漫长的煎熬。落潮时，滩涂裸露，人们才能踩着泥泞上岸；涨潮前，又必须匆匆赶回墩上，生怕被潮水阻隔。墩与墩之间，明明近在咫尺，却因潮水的涨落，有一半的时间无法串门往来。墩上的孩子，更是苦中加苦。他们没有同龄的玩伴，刚学会走路，腰间就被父母系上绳子，一端拴在舍棚的柱子上——这是怕孩子贪玩，一不小心被潮水卷走。等孩子长大些，别说没钱上学，就算凑够了学费，也难以跨越那片涨潮时汹涌的海水。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命运的曙光才照进这片海上部落。土改的春风吹遍海岸，墩上的人家终于在岸内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陆续搬离了居住多年的土墩，在岸内建起了瓦房，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但即便搬上了岸，他们依旧割舍不下那片海，依旧会趁着落潮时分，回到土墩上晒盐、捕鱼，延续着祖辈传下来的营生。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发展，岸内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墩上的人家才彻底告别了海上的土墩，真正融入了岸内的生活。

到了1970年，围垦工程拉开序幕。那些存在了近百年的海上土墩，被围进了岸内的土地里。从此，这片独绝于世的海上住宅，彻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只留下一段传奇，在东灶港老人们的口中代代相传。